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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历史丨防治血吸虫全国上下送瘟神

  “第一面红旗”——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发表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即兴做了《送瘟神二首》。两首七律诗的发表,又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奔赴抗瘟高地,夺取更大的胜利。

  解放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病人达1000多万,死亡率极高,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无人村。江西省余江县便是当时的血吸虫病流行区,有6000多名病人,有些村庄由几百户减少到几十户,有的甚至十几户。在当地重灾区蓝田坂,有20多个村庄被毁,14000多亩田地变成荒野。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只能挺着大肚子下地,每亩地只能收获数十斤稻谷。当地传唱一首小调:“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血吸虫是寄生在钉螺内的一种微生物,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秒钟之内钻入皮肤,并在体内发育成成虫,由此引起的疾病俗称大肚子病。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数千年,就像瘟神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会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数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后,就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

  1955年11月,主席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并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担任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担任副组长,就叫九人小组。

  九人小组成立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随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上海会议结束后的第17天,江西省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正式宣告成立。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由此,灭螺成为余江县“最大的政治”,当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由县委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全民活动。

  血吸虫的传播主要通过人畜粪便。从原理上看,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是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二是科学处理粪便,切断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三是人畜不接触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江西省水利部门曾经在余江县狮子岩边修建水渠,施工中开垦新沟的泥土把旧沟填平了。后来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旧沟里的钉螺也都成了空壳。1955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又接触到一项实验,发现土埋三个月后,减少钉螺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余江县血防站原站长毛慧人向记者回忆道,全县群众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区捡螺。

  虽然钉螺只有米粒一般大小,但是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可繁殖25万只,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因为难度很大,钉螺也被上升到敌人层面。小学生们唱着《我是血防战线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捡螺2两。余江血防战实验组几天之内捡回的钉螺,统一集中到一间8平方的房间里,足有两尺厚。

  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刘金元回忆,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谷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上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三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开新渠时,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当地某个村庄曾有一座江底塘,杂草丛生,钉螺密布。1957年初春,公社决定挖掉后龙山,填掉龙口塘。几百人苦战一个月,硬是移动了一座后龙山,填掉龙口塘。

  从1955年冬至1958年春,余江人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191公里,开新沟87条,长167公里,填旧塘503个,搬动土方416万立方米。

  1958年2月7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转批了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呈报的《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余江县也顺势打出了“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战斗口号。疫区纷纷贴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7000多名民工再次上阵,全县划分为6个战场,三个月内,光是填的旧沟,就可以绕余江县两周。

  在随后的25年中,余江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三万人次。用余江人的话来说,这些年来已经把凡有可能出现钉螺的地方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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